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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阁会议

汉宣帝刘询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又于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

 

白虎观会议

东汉章帝时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东汉初年，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淳于恭、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争。袁绍于公元199年灭了公孙瓒，地跨青、冀、并、幽四州，势力很强。他想以消灭公孙瓒之余威，率兵南下，一举消灭曹操，进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全部纳在他的统治之下。袁绍以精兵十万，劲骑万余匹，南渡黄河。袁绍虽兵多粮足，但内部矛盾重重，军纪松弛，人心涣散。曹操能用于迎击袁绍的士卒虽不过两、三万人，兵、粮都远不及袁绍；可是曹操的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将士用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他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这就是历史上以弱性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曹袁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病死。曹操在巩固了他在兖、豫地区的统治之后，又进兵河北，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熙等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赤壁之战

别称乌林之役。东汉末，曹操先后平定袁术、吕布、袁绍父子后，据有河北及中原大部。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南征荆州，欲进而统一南方。时荆州牧刘表卒，表幼子琮举州降。寄寓于刘表的刘备，自樊率众过襄阳，退至当阳，遣关羽率水军往江陵接应。操率轻骑五千穷追，于当阳长坂大破备军，备率余众与羽及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会于夏口。操军夺取江陵，将顺流东下，并写信给孙权招降。备遣诸葛亮请教于孙权，权犹豫未决，亮指出操军远来疲弊、不习水性、荆州民未服，孙刘合力必能破操，则鼎足之势成。张昭等则以势力悬殊，不如迎之。鲁肃劝权不可放弃已据江南之局面，周瑜力言操军可破之理由，权乃决心应战。以瑜、程普为左、右督，以肃为赞军校尉，率兵三万与备两万会于樊口，时操军约二十余万。是年东战于赤壁。时操军已有疫疾，初战不利，退至乌林，操军战船首尾相连，瑜将黄盖献计伪降，以斗舰十艘满载引火物，及接近操船舰同时发火，烧尽北船。时东南风急，遂沿及岸上营地。操军大溃，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率军继进，操遂烧余船资，从华容败逃。瑜、备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是役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备旋地荆州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后又得益州，遂与孙、曹渐成三足鼎分之势。

 

八王之乱

西晋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变乱，与乱者主要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顒、东海王越。晋初大封同姓王，握军政实权，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争权。元康元年（291），贾后与玮合谋发动禁军政变，杀骏。而大权却为亮及太保卫瓘所掌握，贾后野心未能实现。复使玮杀亮、瓘，事后反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九年，贾后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伦、冏以此为名，联兵入宫杀贾后。永宁元年（301），伦废惠帝自立，冏于许昌起兵讨伐，颖、顒举兵响应。禁军将领王舆起兵杀伦，迎惠帝复位，冏以大司马执政。太安元年（302）底，顒起病讨冏，乂于洛阳为内应，入宫擒杀冏而执政。二年，顒、颖合兵讨乂，联军屡败，洛阳旧困不饥，永安元年（304），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乂，送于顒部将张方，为方所杀。颖入洛阳为丞相，复返邺城，以皇太弟遥控朝政。越挟惠帝率禁军攻邺，大败于荡阴，张方趁机再占洛阳。后并州刺使司马滕与幽州刺使王浚联兵破邺，颖挟惠帝奔洛阳。旋为张方送长安。永业三年（306），越再起兵杀颖、顒。同年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权入越手，八王之乱终结。

 

九品中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东汉延康元年（220），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说见《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事在曹丕代汉之前夕。然《宋书?恩幸传》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据此则曹操时已有此法，或陈群据以立为定制。其法用有名望，善识别人才者为“中正”，州郡皆置。使区别当地人士，分为九等（九品）。政府据其所定，选择任用。曹芳时，驷马懿当国，于各州加置大中正，遂有大、小中正之别。九品官人之法初建时，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有劝励作用。然任中正者趋势则不暇举贤，畏恶则不敢疾恶，循至只问门第高下，不究贤愚善恶。终至晋刘毅言其弊，“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隋废。

 

永嘉南渡

永嘉（307—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永嘉之前，中原地区曾发生过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这次变乱直接招致了永嘉时期的民族斗争。匈奴和羯族的首领刘曜、石勒等率领部众，残酷地屠杀汉人。永嘉四年（310年），刘曜在今河南东部攻下汉人坞堡一百余处。同年，石勒在今湖北襄樊一带攻下坞堡三十余处。后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击败晋军主力，晋军死者十余万人。同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大肆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晋朝的官民实在无法忍受，就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当时，琅琊王司马睿（rui瑞）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驻建邺（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江南比较稳定，当权的官僚们极力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如宰相王衍就任命其弟王澄为刑州刺史，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王与马共天下

早在西晋末年，一些北方士族鉴于局势恶化，纷纷南迁江东。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西晋执政东海王越令其侄司马睿把根据地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移至建邺，在江南形成了以王氏和司马氏为主体的政治力量。王导清醒地看到江南士族虽有一定力量，但并没有发展成割据一方的足够势力。为了在江东站稳脚根，取得江东士族的支持，他在永嘉二年(308年)三月三日上巳这一天，特意安排了一次出游。隆重的仪仗和威严的队列，使江东士族大为震惊，便相率拜于道左，"由是吴会风靡"，"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317年，司马睿在王导的辅助下，在建邺称晋王。次年，当晋愍帝司马邺被杀的消息传来后，司马睿正式称帝，是为晋元帝，东晋建立。因建邺和司马邺之名犯讳，故改名建康。由于王导有拥戴之功，故司马睿要他升御床共坐，故时王与马，共天下。

 

祖逖北伐

祖逖是两晋之际一位著名的北伐将领。早在他任司州主簿时，就曾与好友刘琨"闻鸡起舞"，发誓要报効国家。晋末大乱以后，祖逖挟宗族数百家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并向时任镇东大将军的司马睿提出了带兵北伐和收复中原的请求。司马睿遂拨给他千人廪和3000匹帛，让其自行募兵。祖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北伐战争，并接连取胜，前锋进至荥阳。正当他准备乘胜北渡黄河，扫清河朔之时，东晋政权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北伐受到牵制。东晋元帝大兴四年(321年)，祖逖忧愤而死，北伐遂告失败。但祖逖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忠于祖国的爱国激情却一直受到后人的歌颂和爱戴。

 

桓温北伐

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吏。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李雄称成都王，国号成。公元338年李寿（雄侄）改国号汉），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八人，连破氐族苻健军，直抵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当地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桓温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未年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却勾心斗角，破坏北伐，所以很难成功。

 

孙恩、卢循大起义

内战刚刚结束，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掌大权。元显为了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与上游的桓玄、江北的北府兵相对抗，就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强制征调东南八郡的“免奴为客”的农民至建康当兵。兵士还要服各种劳役，身份非常低下，和奴婢差不多，生活也很悲惨。不仅这样，官府在征发“乐属”时，乘机侵扰勒索其它农民。《晋书·会稽王道子传》曰：“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司马元显征调“乐属”之举，成为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

1、孙恩起义

孙恩，琅邪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他的叔父孙泰是著名的道教首领，曾任东晋王朝的太守等官。后因密谋起兵，被司马道子诛杀。孙恩逃到海岛上，聚合了一百余人，准备起事报仇。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孙恩乘机率众登陆，攻破虞（今属浙江），杀县令。又被会稽郡治山阴，杀内史王凝之（王羲之子），声威大振。东南八郡的广大农民纷起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京师建康附近各县的农民也起义响应，“朝廷震惧，内外戒严。”（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卢循传》）。这时，孙恩自称征东将军，率领起义群众，与东晋王朝展开了斗争。许多官僚和士族被杀，不少官府和地主庄园被焚毁。东晋王朝征调卫将军谢琰（谢安子）和辅国将军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之后，转移到海岛上。当时有从二十万人。北府兵是控制在士族大地主手中的一支武装，是东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在抵御前秦击侵时的肥水之占中，曾有定的正义表现；可是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却到处烧杀劫掠，使许多地区变得荒无人烟。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义军第二次登陆，次年五月三次登陆，无兴元年（公元402年）四次登陆，给东晋王朝造成很大震恐。最后一次被晋军击败，孙恩投海而死，余部由他的妹夫卢循率领，继续战斗。

2、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元兴二年，卢御率军进攻东阳（今浙江金华），后又南下进攻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刘裕军至晋安（今福建福州），卢循率军泛海南到番禺（今广东广州），俘虏了东晋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在番禺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任他姐夫徐道覆为始兴（今广东韶关南）太守，与他共同领导农民起义军。卢循，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士族出身。他在广州时，曾遣使向东晋王朝献贡，并接受了东晋朝廷给予他的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等封号。他领导农民战争并不很坚决。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东晋派刘裕北伐南燕。徐道覆催循乘机北上。当时，起义军有众十余万人，分为两路。一路由卢循率领，从番禺出发，沿湘北上，进攻长沙。一路由徐道覆率领，从始兴出发，沿赣江北上，直取豫章（今江西南昌）。大军所至，“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至长江，两路大军会师东下，“戎卒十万，舳（zhu逐）舻千计。”（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卢循传》大败东晋卫将军、北府名将刘毅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江心），乘胜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城外。这时，刘裕已灭南燕，率领南归，进驻京口。卢循对于刘裕很惧怕，在建康在外部署作战时，犹豫不定。后见刘裕在秦淮河一带布防很严，更不敢战斗。迟疑两个多月，士卒疲惫，供给困难，卢循就下令南撤。在路上，多次作战失利，后来只剩下几千人。义熙七年三月，卢循退至广州，此时番禺已为晋军所占。卢循连攻不下，又西南进攻交州（治龙编，今越南境内），战败投水而死。徐道覆退至始兴，二月间，与晋军作战，英勇牺牲了。

3、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前后共有数十万人参加，战斗了十二年之久，几乎扫荡了东晋的全境。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给予以士族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一是基本上摧毁了东晋王朝的反动统治，二是沉重打击了反动的士族地主，三是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刘裕代晋

刘裕从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开始掌握东晋王朝的大权，至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在这期间，他除了长期征战之外，还对东晋各弊已久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整顿吏治，二是重用寒族，三是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四是整顿赋役制度。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侨州郡县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应付大量南下移民，东晋南朝政权利用侨寄的方法，设立了众多的侨州、侨郡和侨县，以安置北方南迁来的移民。政府在流民聚居之地，按流民原籍之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和管理，并以流民中的大族担任刺史、太守和县令。侨州郡县原意本是寄寓，并无实土，侨州郡县的户籍亦只属于临时性质，著籍者可享受免除徭役的优待。侨州郡多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侨州多以司、豫、兖、徐、青、并六州为名，侨郡、侨县更是不可胜数，由于侨州郡、县数目繁多，故此在行政管理上造成诸多不便，统属亦十分混乱。由于十六国时期北方曾发生过多次战乱，令致大量移民南迁，于是侨州郡越来越多，领土却越来越小，有时甚至会出现两郡同置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郡县，行政区划十分混乱。为解决问题，东晋南朝曾多次实行土断，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是裁撤或合并一些流寓性的地方机构，许多侨州郡县被省并。但在省并的过程中，朝廷又往往把一些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管辖，使得侨州郡有了实际辖地，这样不仅没有彻底消除侨州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地方行政系统。

 

南北互市

西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关系紧张时，双方都在边界设置重兵，禁断一切商贾往来，以防奸细。南北气氛缓和时，则放松禁令，听任南北民间商人往来，有时还由政府出面，在边界开放通商地点，进行大规模的官方贸易。这种南北双方的贸易在当时叫做互市。南北互市的主要经营者都是政府派遣的官吏，交易的货物数量庞大，获得之利润非常丰厚，双方互通有无，官方贸易关系建立后，民间的商贾多随之而来，客观上对南北商业发展和经济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淝水之战

东晋以少胜多，击败前秦的重大战役。前秦苻坚统一中原后，不顾群臣谏阻，于太元八年（383）八月，强征各族丁壮，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大举南下，自恃“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企图一举统一南北。晋相谢安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八万拒之。十月，苻融率前锋三十万渡淮水，占寿阳，遣梁成率兵五万屯洛涧。苻坚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至寿阳，遣所俘晋将朱序至晋营说降，序劝石乘秦军未集，速战败其前锋。石从之，十一月遣刘牢率北府精兵五千趣洛涧，一战击溃秦军前哨，阵斩梁成。坚登寿阳城，望晋军阵容严整，以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始有惧色。晋军进至淝水，约秦军后移，以便渡河决战。坚欲半渡击之，乃挥军稍退。兵士厌战，一退不可止；鲜卑慕容垂、羌族姚苌等心怀异志，希望秦军失败以便割据；加以朱序于阵后大呼秦军已败，晋进趁机渡江猛攻，秦军大乱，自相践踏，死者蔽野。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追兵且至，昼夜不敢息，乃草行露宿，饥冻者甚众。坚中流矢，单骑逃至淮北，退回长安。是役后，晋乘胜收复河南地区，秦则土崩瓦解，北方再度大分裂。

 

世兵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行的兵役制度。世兵制创立于三国，盛于西晋，东晋南朝逐渐衰落。所谓世兵制，就是将士兵全家从普通百姓中抽离出来，使其脱离民籍，集中居住，变为军籍，除了士兵本人终身为兵外，其家口世代亦需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也要配士家。由是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称作士，其家成为士家或军户。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为府兵制所取代。

 

北府兵东晋南朝时期，京口(今江苏扬州)是南方政权在江东的军事重镇，时称北府。这里是北方南下流民集中留居的地方，也是南方政权的主要兵源所在。东晋大臣郗鉴、桓温均以此为基地组建军队，并募北方流民和江淮间富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在京口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号称「北府兵」。桓温死后，谢安当政，遣其子谢玄去京口重新组建北府兵，其时北府兵的士卒和下层将领皆由招募而来，他们多为北方南下流寓淮南的流民及流民武装的首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骁勇善战。北府兵对东晋后期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太元八年(383年)，在淝水之战中，东晋北府兵以少胜多，击败了前秦的数十万大军。这支军队还曾镇压了孙恩、卢循率领的反晋起事。

 

宗主督护制

北魏初期政治制度。宗主也叫做坞主或壁帅，是在「五胡十六国」末期南逃的豪强大族。他们聚族而居，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建有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豪强的武装首领。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这些豪强被称做宗主，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北魏政权建立后，任命鲜卑族部落主为宗主，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护制」。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太和十年（486）改行三长制后，此制遂废，但三长仍多为宗主充任。

 

三长制

三长制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孝文帝太和十年（486），纳内秘书令李冲建议，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必须由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职掌为每四年造一次户籍，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及照顾孤贫老弱等。邻长可免除一夫征戍，里长二，党长三。推行三长制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岁贯彻均田令、发展生产和加强中央集权均有利。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继续实施。三长制之行，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所征租调有所根据及确立准则，加上大量的隐匿户得以清查，因此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一时天下称为便利。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九品混通

一作九品相通。魏、晋、南北朝时赋税办法之一。《魏书?食货志》称：“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今，粟二十石。”此乃每户应纳之标准。而各户按资产多少分为九等，资产多者按高于标准量递增，资产少者按低于标准量递减，此法名为赀赋，即所谓“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一说此法在西晋只限于户调。北魏实行均田制后，此法不再行。

 

侯景之乱

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侯景，原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高欢死，子高澄执政。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萧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东魏又进击侯景，景众4万余只剩下800人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略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景之乱梁，历时五年。

 

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北周六官制，建立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制。朝廷的主要职掌在三省六部。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六部则指尚书省下设的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户部)、工部共六个朝政机构。三省的长官相当于宰相，彼此各有所职，分掌国家大政。内史长官为内史令，副长官为内史侍郎；门下省长官为纳言，副长官为门下侍郎。内史、门下二省设在宫内，主管皇帝生活起居和宫廷保卫，其亦有谏诤及匡正皇帝过失之责。尚书省的长官为左右仆射，是朝政的总管。尚书省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分别掌管国家日常行政，并参议朝政。除此以外，中央官制内另有较次要的秘书省、内侍省分掌政务，另又有御史台作为朝廷的监察机构。此外还有十一寺作为朝廷事务的执行机构。隋唐以后各朝官制名称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仍沿隋制。

 

开皇律

隋文帝在位期间曾制订了一部新的刑律，名曰《开皇律》，律文500条，具有删繁就简和化重为轻的特点，实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亦对后世发生了深刻影响。

 

输籍法

又称输籍定样，隋代划分户等的办法。为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役方面营私舞弊，于开皇五年（585）采纳高颍建议，在全国实行。由中央将划分户等的标准（定样）颁发各地，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民户各随近便，五党或三党（百户为党）为一团，依定样定户等上下。

 

府兵制

西魏、北周至隋唐兵制。西魏大统年间，由宇文泰所建，起初是以六镇鲜卑人为主干，收编关陇豪右乡兵部曲而组建的军队，具有较强的鲜卑部落军制的色彩，且单立户籍，与一般民户分治。府兵设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开府各领一军，士兵各从将军之姓。北周武帝时，府兵军士称侍官，表明府兵属皇帝禁军，不隶柱国。同时，府兵免其课役，其家属编入军籍，不属州、县。隋初军府改名骠骑府，有时也置骠骑府并行的车骑府。府兵制体现了兵农合一的性质，但是平时虽是兵农合一，但府兵仍需定期服役，相当于预备兵。大业三年（607），改骠骑府为鹰扬府，唐初，一度恢复骠骑、车骑旧称。贞观十年（636）改为折冲府，设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府兵由军府州的均田农民充任，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三年一拣点补充缺额，服役期限为21至59岁。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其中主要在北方，关中占1/3以上，府兵被拣点后不得随意迁移，只能在当地务农，本人不承担赋役，但宿卫出征时的衣粮甲胄轻武器均自备。折冲府分属于中央十六卫统领，作战时由朝廷派遣将帅，战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唐高宗后，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十府兵征点制失去赖以实施的条件，加之战争频繁，兵役繁重，导致人民避役，士兵逃亡，至玄宗时，番上士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天宝八年（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正式废止，此后，折冲府只存空名。

 

贞观之治

唐贞观时，太宗君臣以隋亡为鉴，孜孜求政。国家重新统一，继续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修订律令，健全法制，改善吏治，减轻赋税，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李绩、戴胄、马周、长孙无忌等悉心辅政直谏，太宗励精求治，纳谏蔚成风气，致使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户口增加，社会安定，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史载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民物蕃息”，“号称太平”，故旧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后期，太宗逐渐骄奢，厌烦谏诤，又因连年征战，赋役加重，国家治理情况不如前期。

 

政事堂

唐代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共行宰相之职，在此共同参议国政。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中宗即位，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遂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表明中枢决策重心已由执掌封驳之权的门下省转至草拟诏书的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同时，又创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于政事堂正厅之后，分理众务，所设吏员，地位至重。在政事堂（中书门下）办公的数位宰相中，设秉笔宰相一名，谓之“执政笔”，在处理中书门下日常事务方面具有相当的职权。唐前期为专人，肃宗以后改为轮代，以防秉笔宰相借执政事笔之权，独揽大权之弊。

 

《唐律疏义》

唐初统治者曾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成了一部《唐律》。至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唐律疏义》一书，共30卷。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该书记载《唐律》共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笞、杖、徒、流、死5种20等刑名，共502条律文。唐律从各个方面维持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有显明的阶级性。但也有很多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规定，其社会性也是不容否定的。因此，它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

 

开元之治

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712-756年），前期年号叫开元，后期叫天宝。唐玄宗在其统治前期，注意政治，并针对时弊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裁汰冗官，抑制食爵贵族，压抑佛教，改变宫廷生活奢靡的风气等。他任命的宰相姚崇、宋景也是有才干、敢进谏的人。因此，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生产发展，户口数增加。开元年间，是唐朝社会经济繁荣和国势强盛的时期，因此旧史上称为“开元之治”。

 

安史之乱

唐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后期，政治黑暗，中央实力削弱，藩镇握有重兵。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伪称奉密诏讨杨国忠，率藩、汉十五万军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连败唐军，攻入洛阳。次年正月，自称雄武皇帝，占有河北大部州县。七月，玄宗逃往蜀中，朔方留后杜鸿渐等迎太子李亨（肃宗）于武灵（今属宁夏）即位。叛军进入长安，所至烧杀抢掠。至德二载（757），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唐将郭子仪等与回纥援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安禄山部将史思明降唐。次年，史思明复叛，并南下救援安庆绪，解邺城之围，干元二年（759）杀安庆绪于范阳，自称燕帝，再度南下攻入洛阳及附近州县。上元二年（761），叛军分裂，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军收洛阳，叛军北逃。次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缢，叛乱始平。叛乱历时七年余，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唐朝从此由盛转衰，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潘镇割据

中国唐代中叶后，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与唐廷抗衡的政治局面。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边兵，并创设节度使制，节度使以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之权。这些节度使统掌的军镇有藩卫（即保卫）唐廷之责，故又称藩镇。安史之乱后，为了抵御叛军，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唐代后期，藩镇林立，这些藩镇亦称方镇。其中一部分不受朝命，不输贡赋；有的甚至倚仗自身实力对唐廷跋扈不驯，割据叛乱，或藩镇相互兼并，最后唐廷被强藩朱温所灭，演变为五代十国。

 

河朔三镇

成德 李宝臣、治恒州（正定）占恒、定、易、越、深、冀

魏博 田承嗣，治魏州（大名）、战魏、博、贝、相、卫、洛

卢龙 李怀仙，治幽州（北京），占幽、涿、营、瀛、蓟、檀以及这一带的淄青镇、淮西镇、沧景镇、泽潞镇等。各镇为中央策封，表面上尊奉朝廷，但另搞一套。父死子袭，官爵自立之，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扩弃军队，伍用牙兵。藩镇与中央、藩镇与藩镇均有矛盾，“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新唐书·兵志），在河北、山东一带动乱不已。

 

四镇之乱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为留后，实行藩镇传子。德宗不允，战事遂起。李惟岳虽兵败被杀，但因在瓜分成德领地时，诸将不服，幽州朱滔又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和淮西李希烈等再次举兵叛乱。建中四年，李希烈围襄城，唐德宗急忙抽调泾原兵五千人赴援。由于没有赏赐出界钱粮及犒师饭菜粗粝，泾原兵士哗变，并推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帅，将德宗包围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城中达一月之久，后被入关赴援的神策军将李晟率部平定。朱滔等人亦相继表示归顺朝廷，由传子制之争引起的藩镇叛乱至此平息。

 

元和中兴

唐宪宗在位时期，调整赋税，止绝进奉，裁减冗官，出宫人，禁掠卖奴婢，重用力主裁藩镇的宰相大臣，对藩镇由姑息转为用兵讨伐，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史称元和中兴。

 

淮西之乱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称留后，并派兵四出抢掠。唐宪宗在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的支持下，发兵进讨。由于统兵将帅拥兵自重，军令不一，加之淮西和河北同时用兵，战线过长，故战事拖延了三年，毫无进展。后来，名将李晟之子李愬被任为西线统帅，宰相裴度又亲临北线督战，战事才出现转机。元和十四年，李愬于雪夜攻入蔡州，一举俘获了吴元济，遂取得了淮西之役的全面胜利。

 

刘晏理财

刘晏（718-780），从肃宗正德宗时掌管中央财政20年。正值藩镇势力大增，财政混乱之际，刘晏为保证财源实行了一系列政策。1、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漕运整治；2、以自由经营为原则的盐法改革；3、以稳定物价为目的的常平改革。刘晏理财的注意力集中在工商业方面，但不象汉代桑弘羊那样抑制性征税，而是以组织调理为主，重视收工商税与重商并重。刘晏与杨炎同在朝中掌财政，一个从整顿农业税收入手创两税法，一个进行工商税改革，配合默契。但二人在当时的朋党争斗中是死对头，刘晏被罢免和赐死，就是杨炎进谗言。

 

两税法

唐后期主要税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居民大量流移死亡，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主持改变旧税制度，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主要内容为：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②不分主、客，一律按当时居住地为准，加纳赋税。③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④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⑤量出制入，全国无统一税率。自此，国家对百姓的征敛重点由税丁转向税产，这一变化影响国家的诸多经济政策，包括对土地兼并开始采取放任态度，重新丈量土地而轻视核查户口等等，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有积极作用。户税以钱定数，而货币流通量不足，渐至钱重物轻，农民实际负担随着物价不断加重。一些小的附加税并未包括其中，政府仍有加重剥削的机会。而两税法下土地买卖合法，兼并加剧，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只有逃亡，或沦为佃户、庄客。此后，宋、元、明历代田赋均为夏秋两季征收，亦沿称两税，但具体内容则有不同。一条鞭法推行后，不再用两税名称。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它承认田土自由转移与庶民阶层的分化，课征基准转为户的贫富，确立纳税货币化的税制。定量出为入的赋制，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中叶的赋税制度基础。

 

永贞革新

唐朝后期宦官专政，“永贞革新”是一场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可惜计划被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逼顺宗退位，二王被贬逐，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历史上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

 

甘露之变

唐文帝即位后，深恶宦官专权乱政，乃以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结合而除之。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李训、舒元舆与金吾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合谋，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诱使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往视，但被宦官发觉，仇士良等人立劫文帝入宫，封闭宫门，发禁兵五百人，杀死金吾吏卒六百余人，诸司吏卒及民酤贩死者，又千余人。宰相舒元舆、王涯、李训、贾餗及王璠、郭行余、郑注等皆被执杀，妻女不死者皆被没为官婢。朝列几为之一空，宦官更为专横，文宗郁郁而死。

 

牛李党争

唐代后期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两党对进士科都十分重视，在执政时，两党也均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对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却无心解决，派系间的斗争削弱了中央的力量，使外重内轻的局面愈发严重。旧说，宪宗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闵对策时因讥讽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父）而久不得升迁，双方结怨。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宗闵因其婿以关节进士及第，被贬出朝，旧史有谓翰林学士李德裕证成此事者。从此各分朋党，相互倾轧。大和三年（829），李宗闵得宦官之助为相。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被召入朝，裴度荐以为相。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相，出李德裕为四川节度使。此后双方攻讦不休，成为朝中形同水火两大派系，史称“牛李党争”。五年，以维州受降事，两党斗争更烈。李党所为，牛党必斥之。故李德裕虽有善政，亦收效甚微。武宗时，李德裕入朝为相，李宗闵被贬死，牛僧孺亦被贬黜。宣宗时，牛派得势，李党全部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与崖州，牛僧孺还朝后亦病死。牛、李便各自交结宦官，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使国乏诤臣、朝政荒废，加速了唐之衰亡。两大派互相倾轧近40年，据今人研究，认为旧史所述事实谬误颇多。元和三年对策讥弹的权贵指宦官，有与僧孺、宗闵同时以对策被排斥之皇甫湜策为证。长庆元年，李宗闵被贬事，李德裕并未介入，正式此事者为元稹。并认为，牛李党争的开始，最早只能从大和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相起算。从该年至大中初元不过十七八年，旧史称四十年亦误。错误在于传世数据多出牛党之手所致。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军权后，地位更加巩固，权势愈加膨胀，以至操纵官员的任命，掌握废立皇帝乃至生杀皇帝之大权。宦官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当时固然多数官员屈服于宦官的权势，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但是也有奋起抗争者。唐制，朝官的衙门多在皇城，宦官则居宫城，皇城在宦官衙门（在宫城）的南面，因此，便以南衙代指朝官，北司代指宦官。南衙北司之争，就是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与斗争。宦官专权既威胁到了皇权，也引起朝臣的反对，因此，当皇帝和朝臣想有所作为时，势必与宦官展开斗争。其突出事件有“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改新）和“甘露之变”。顺宗即位，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人，与刘禹锡、柳宗元等结成联盟，实行“永贞革新”，共谋打击宦官势力，不幸失败。文宗大和八年（834）和九年，文宗深患宦官擅权，擢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以大明宫左金吾厅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观看，以图一举铲除宦官集团，事败，株连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南衙北司之争一直持续到唐王朝灭亡。

 

部曲

古代依附性较强的农民。部和曲本为西汉以来的军事建制，后渐变成军队的代名、士卒队伍的变称。东汉末，岁主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曲，变为主将的私属。魏晋以来，困于战乱的农民，请求武装大族保护，变成私部曲，亦称家兵。因战争不断扩大和延续，部曲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且战且耕的生产者。唐时部曲由南北朝发展而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及家内服役。为私家所有，无人身自由，不得主人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土地，否则以“逃亡”论罪。婚姻亦受主人限制。部曲死后，其妻由主人处置。唐法典明文规定，奴婢、部曲地位低于良人，“部曲杀良人，绞；良人杀部曲，减一等，流三千里”。“部曲杀主，斩；主杀部曲，部曲有罪，勿论，部曲无罪，主徒刑一年”。

 

羁縻府州

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刺史或都督，并允许世袭其职。还有财政上的自主权，但必须接受唐代在地方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都护府的监领。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方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自然融合。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为了防止握有重兵的武将叛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与赵普商量，决定削夺大将的兵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召集石守信等大将宴饮，在酒席上用劝导的方式，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诸大将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杯酒释兵权”。

 

雍熙北伐

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再度分兵三路北伐。最初，宋中、西两路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随后宋东路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被契丹主力打败。宋太宗急令宋军撤退，并命潘美、杨业统率的西路军护送百姓内迁。杨业孤军奋战，最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通过高梁河与岐沟关两次决战，契丹在军事上掌握了极大的优势。

 

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景佑以后，宋夏战争爆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疏上，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